霧霾的頻發已顯著提升從政策層到公眾對環保的重視，也給生物質發電等新能源的發展提供了新契機。然而，燃料收集、發電成本以及人才戰略等卻是生物質發電這一新興行業繞不開的三道坎。
燃料收購半徑之爭：50公里還是100公里？
2014年“兩會”，全國工商聯提交了一份《關于培育高效秸稈收集運輸行業的提案》，提案指出，免除生物質原料收儲運行業的增值稅；給予最后兩公里運輸補貼；解決秸稈存儲場地的問題；開通綠色運輸通道，免除秸稈捆和手機設備高速公路通行費，從而降低生物質原料收集和運輸成本。
在2013年底地方“兩會”期間，長青集團董事長何啟強就建議黑龍江加快扶持秸稈發電。原因在于：一是規模收集體系尚未形成，收集率太低。由于收集時間短、收集手段落后、收集成本高，秸稈的收集率不足30%，大部分被農民在田里直接燒掉。這也造成了環境污染。二是生物質資源的儲存運輸成本較高。因收集率低，收集半徑加大，而秸稈及稻殼等比重小、體積大，加上沿途的罰款導致運輸成本居高不下。且受農作物種植一季的限制，企業必須有半年以上的儲存量，增加了損耗和場地、管理等費用。
其實，關于生物質發電的發展瓶頸之一就是燃料收集困難。
東北電力設計院總工程師劉鋼對于收購半徑進行過專門的研究。他之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秸稈發電廠的燃料收集半徑對其經濟性有較大影響。收集半徑越大，運輸費用越高，電廠的燃料成本也相應增大，利潤也就越低。經計算，燃料收集半徑由30公里增加到50公里時，秸稈發電廠的盈利能力降低20%～30%。
基于以上分析，秸稈發電廠的燃料收集半徑以不大于50公里為宜。但是，實際上，由于規劃等原因，很多電廠的燃料收購半徑已經遠遠大于50公里，有的甚至達到了100公里。
“有電價優勢，有發展規模。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在第4屆生物質發電發展論壇上，成都新威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施維樂這樣說，“但是，這兩年，整個行業的發展不是很理想，按照當時的測算，在理想狀態時具備不錯的利潤空間，但是如果半徑超出50公里，電廠的利潤肯定得下滑甚至會出現虧損。”
對于如何降低收集秸稈的成本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表示：“由于秸稈散布在廣闊的農田中，秸稈的收集和運輸就有一個效率和成本的問題了，國家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規定每個縣或100公里半徑范圍的區域內，不得重復建設生物質發電廠。但我認為這個面積還是大了，恐怕應該縮小到半徑50公里。”
有補貼也逃不開虧損？
3月2日，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董事長王小康在公開場合表示，建議生物質電價由0.75元/度提高至0.95元/千瓦時。原因是“現行的0.75元/千瓦時的生物質電價仍太低，0.95元比較合理。”
“還不是為了那七毛五”，企業表示，在行業前景不好，普遍反映“不好干”、“賠錢”的時候，正是這0.75元的生物質電價促使大家都在執著堅持。
然而，就是這剛剛執行了4年的0.75元(含稅)上網電價，在地價、財務成本、物價、人力等綜合費用快速增長的形勢下，已經遠不及生物質電廠本身的發電成本。
在全行業，更多的人覺得每千瓦時發電提高至1元錢比較合理，因為生物質發電承擔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發電，還有更多的環保責任。
2010年7月1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全國統一的農林生物質發電標桿上網電價標準，規定未采用招標的標桿上網電價為含稅每千瓦時0.75元，通過招標則按中標價格、但不得高于標桿上網電價執行。
有數據顯示，在2009年，生物質發電的度電成本大約在0.7元左右。
虧損的聲音此起彼伏。
鑒于中國生物質發電市場環境發生了不可預料的變化，且未來發展趨勢不明朗，部分企業放棄生物質發電市場。
據悉，由于北方地區秸稈等原料有季節性特點，需要很好的存貯條件，這直接加大了企業成本。再加上近來人工成本不斷上漲，政府補貼發放也不是很及時，這些都影響到生物質發電公司的運營。此外，基建投資大(是同容量燃煤電廠投資的3倍)、設備不成熟、改造費用多等，都直接造成了生物質發電公司的長期虧損。這已經是業內秘而不宣的事實。
新能源分析師王曉坤認為：“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發電成本過高是生物質發電項目的‘瓶頸’。完全依靠政府補貼無法讓行業走出困境，只有相關技術的提高，才能讓生物質發電迎來轉機。”
政策利好能否緩解人才源動力不足？
“長期從事生物質能源有效利用，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人很少。而且每年都有一部分人逃離這個行業。”在2013年，在由中電能源研究中心舉辦的第4屆中國生物質發電發展論壇上，中國可再生能源協會理事、國能生物發電集團科技部總經理莊會永面對在場的100多位同行，說起了行業不景氣帶來人員流失的辛酸。
“其實人才的流動比較正常，前幾年，政策好，不論是資金還是人才，都在往這個行業流入，現在不景氣了，有一部分涌出是市場規律。”長期從事生物質發電研究的首席分析師王鵬解釋。
一方面，專業技術人員流向業外，另一方面，新興力量不斷補充。但是，相對于國內的火電、燃氣發電等大型機組來講，生物質發電屬于“小之又小”的小字輩。新生力量的進入也是難題。
“大部分電力相關專業的畢業生都把眼光瞄準了5大發電、國華、華潤或者地方能源集團的國有發電企業，相比較而言，保障相對較低的大多民營生物質電廠則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國內唯一一家專業從事生物質發電人才培養的校長王世峰算了一筆賬：學校從2000年初開始培養專業的生物質發電專業人員，到2013年，大約有3000人左右進入電廠工作，“但是這遠遠不足于國內生物質電廠發展需要的人才量。”
據了解，因為生物質發電機組小、應用技術人員相對較少、待遇和前景相對于大機組大電廠處于劣勢等原因，目前大多數生物質電廠的技術人員一部分是有大機組經驗的人員，一部分屬于專業從事生物質電廠技術人員。
“從市場反推就知道這個行業的情況。”中電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嚴培凱表示，“相對于國有大中型電廠而言，生物質電廠的人才缺失，關鍵是待遇和前景對他們沒有吸引力”。
“不僅僅是電廠，設備商也需要專業的人才對成品設備的調試應用、電廠在役機組的故障處理。”提到人才，企業負責人表示：“目前，國內生物質電廠主要應用國產機組，在技術成熟性差不多的情況下，拼售后就成為各個公司必須要做的一個戰略。”
而目前的情況是，有技術、有實操經驗的人才更樂意去業主單位或者國有企業。民營資本不占優勢。
2013年，國家能源局印發了 《生物質能發展“十二五”規劃》，確定的目標是到2015年，生物質能年利用量超過5000萬噸標準煤，其中，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約780億千瓦時。
現在國家的政策非常有利，不論是秸稈收集、成本電價還是人才儲備等種種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將解決。我們看到了行業的希望，也看到了行業發展“源動力”人才培養的機會空間。
